古籍出版新篇章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5个方面，擘画了我国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蓝图，在古籍出版工作领域引起了热烈反响。

　　本报特策划系列报道，邀请出版界人士，就《意见》提出的相关任务和要求，谈体会及贯彻落实《意见》的具体举措，以期为推动古籍出版开新局提供指引。

　　文 | 张爱芳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1年后，为适应新时代古籍工作形势发展制定的重要文件，对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古籍事业发展面临新机遇。作为一个古籍出版人，我感到非常振奋。

　　2001年7月，我博士毕业入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20余年来，我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从事历史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古书续命，为文化传脉”，伴随着古籍整理出版成长，从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养。

　　系统整理地方志史料

　　做好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1979年成立以来，始终以保护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心无旁骛，坚守信念，专心致力于整理出版各类珍稀历史文献。建社40多年来，依托海内外各图书馆及各类文献收藏机构的丰富馆藏，整理影印出版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各类历史文献近5万种。我有幸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编辑出版多种图书、参与多个项目。负责编辑的第一套大型丛书即是《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这套书是从明、清及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1100余种方志中精心选出400余种,将这些方志中的各类人物资料辑录出来影印出版, 方志人物门类大致包括：各类人物传记，一般分名宦、乡型、乡宦、仕进、孝友、节烈、耆旧、寿民、方伎、流寓、列女等；各种表志，如职官表、选举表等；另有金石、艺文类中的墓志、碑铭、传诔、去思录等。涉及人物的时限远及上古，下迄民国；在范围上，基本覆盖华北地区各州府县志。方志人物传记的突出特点，是所收人物大大超过了正史的范围，多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名贤，且对人物的叙述没有限制，内容比较详尽，记载十分丰富，有着正史人物传记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该书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最全面、最充分、最丰富的大型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我们知道，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按全国行政区划分为西北卷、东北卷、华北卷、华东卷（分上下两编）、西南卷、华南卷、华中卷七大卷。此七卷既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的地区分卷，同时又是该地区相对独立完整的人物传记资料。

　　本《丛刊》的出版，为各门学科的研究者提供十分丰富的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源。陈其泰先生认为：“本《丛刊》有两大特色。一为资料宏富，囊括全面。二为精心整理，查阅检索方便。”

　　《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为古籍文献的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按此精神，我们将继续精心整理、编辑查阅检索方便的专题资料。

　　影印大型历史文献

　　推动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中国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目前对古籍图书保护有两条途径：一是改善藏书环境、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这可称之为原生性保护；二是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这可称之为再生性保护。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影印古籍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传统的优势出版方向。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立足图书馆界的专业资源，是成就这一特色出版的前提，而国图社几代出版人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刻苦钻研，是铸就今日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

　　自2001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负责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子藏》系列图书以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影印图书的编辑。这些文献影印出版后，既能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永无失传之虞；又可广泛传播，便于披览研读，从而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宏远目标。

　　自2015年起，我陆续承担了《衢州文献集成》《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浙学未刊稿丛编》《台州文献丛书》《遵义丛书》《全椒古代典籍丛书》《朔方文库》《孔氏南宗文献丛书》《郴州通典·文献总目》《郴州通典·文献精选》《嘉兴文献丛书》等项目，通过系统梳理各地历代先贤著作，科学系统地进行分类、梳理、甄别，以期完整呈现地方历史文化全貌，提炼地方历史传承和当代价值，是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些文献的出版，正是践行《意见》所提出的要“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精神。我们要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影印的形式，出版更多精品图书，使珍稀图书化身千百，从图书馆走出来，服务学术研究，促进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出版书志书目

　　促进海外散藏文献利用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先生面对中华古籍流失海外时的慨叹。流传海外的珍贵典籍，无论是文化交流、赠送、交换、贩售，还是被掠夺、偷运，抑或是遭非法交易、走私等，多种原因使得流失在海外的古籍具有相当数量，其中不乏珍善版本，甚而还有孤本秘籍。据估算，海外中文古籍收藏数量超过三百万册件，北美、欧洲、亚洲等许多大型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寺庙等都收藏有中文古籍，种类上有甲骨、竹木简、敦煌西域遗书、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舆图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等。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与国际文化组织和海外图书馆、博物馆的合作，对海外收藏的中华古籍进行登记、建档”。同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牌子，负责牵头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制订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工作，摸清各国藏书情况。2013年6月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邀请美国国会图书馆暨北美其他11家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北京举行“海外（北美地区）中华古籍保护研讨会”，商讨了《北美中文善本古籍联合目录》编纂事宜。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工作，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汇集相关领域专家、国外出版机构、出版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策划启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工程。

　　自2015年起，我先后承担编辑出版《文求堂书目》（全16册）、《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全2册）、《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集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丛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全2册），《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史部》正在编辑中。通过有步骤地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摸清各国藏书情况，陆续出版书目书志，促进中华古籍调查、保存保护中华传统典籍，推动海外散藏文献为学界利用、促进学术研究深入开展，这也将极大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质性拓展。

　　《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建议有关部门，在做好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整合多方资源分类分批争取将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籍的数字化影像回归及整理出版。

　　总之，我们应该认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陈出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