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以文字为载体，深藏在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之中，这正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能够绵延千古、流传至今的重要秘诀之一。自文献产生之日起，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在古籍保护方面有过诸多的尝试并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许多创举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古代古籍面临的主要隐患
自古以来，大量的珍贵古籍因为遭遇各种天灾人祸而湮灭不见，给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历史上政治原因和战乱导致的书籍焚毁和散失不可胜数，除了这些人为因素的破坏以外，古籍更多毁于自然因素。在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古代，虽然古人对待藏书十分珍视，但火灾、水患和虫蛀等仍然吞噬了大量的古籍。
古代藏书建筑的材质和古籍的载体都具有易燃的性质，因而火灾对古籍的危害非常大。宋代的晁说之、叶梦得、尤袤的收藏，明代山东藏书大家边贡的数万卷藏书，还有号称清代藏书家之巨孹的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等等，都毁于火海之中。这些火灾可能是由于人们行为不慎导致的火烛失戒，也有可能是藏书的自燃，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同样由于载体的特殊性，古代典籍一旦浸水，就会粘连板结甚至泡烂成糊，因而水患也会给古籍带来灭顶之灾。古代藏书家藏书毁于水患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有的是毁于水路运输途中，有的是由于藏书之处靠近江河湖畔，因大水泛滥而损毁，也有的是由于藏书之处空气潮湿，长年累月的水气浸润而使书籍损毁。
虫蛀之害不像火灾水患那样来势汹汹，带来毁灭性的损失，但这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如果任由虫蠹泛滥，经年累月，书籍便会在虫蚁的咬啮中散佚，最终不可复原。从使用竹木简和缣帛书写文献开始，人们就面临着文献朽蠹的难题。《墨子·明鬼下》记载：“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也提到律令朽蠹于栈阁中。《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在留给子女的遗书中说“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可见虫蛀对书籍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
二、古代古籍保护的意识和观念
“敬惜字纸”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民俗信仰，现今可见最早的记载见于《颜氏家训·治家》，文中说道：“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1]这种传统在明清时期的《七修类稿》、《北东园笔录》等笔记和《桂宫梯》、《青云梯》等志怪体善书中有着更加明确的反映[2]。古人对于字纸尚且敬惜，对于完整的书籍更是爱护备至，许多藏书家对藏书更是视若珍宝，因而先民们很早就具备了保护书籍的意识，并很早就开始了对古籍保护方法的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人关于古籍保护的经验和方法除了一些散见的记载外，还有许多的专著，如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和叶德辉的《藏书十约》等，可以为我们揭开古代古籍保护的神秘面纱。
古人在古籍保护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因为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一方面，古人在文献保护方面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深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古籍保护的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另一方面，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地域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地形、温湿度和光照强度甚至虫蠹的分布都会有所不同，因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文献保护方面的着重点和方法也会有区别。不过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南北藏书家共同的观念。这是因为古籍文献的载体具有特殊性，损毁之后不易修补，严重破坏之后要还原本来面貌更是几乎不可能，因而古人在古籍保护方面的许多方法都是以预防为主。
三、古代古籍保护方法
古代保护古籍的方法多数都是重在预防，主要从建筑防护、古籍制作材料和古籍管理等几个方面着手，同时结合施药和晾晒等防治结合的措施，对于藏书进行严格管理，并对破损的古籍进行救治性修补，从而达到古籍保护的目的。
（一）建筑防护
建筑防护是指藏书建筑对于藏书的防护。我国古代藏书建筑不仅体现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内涵和艺术特色，而且就能够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的武装下，既保持古典建筑的美感，又具备防火、防潮、防尘、防虫、防盗等实际功用[3]。
古代藏书建筑在选址上非常讲究。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提出“若往来多门，旷野之所，或近城市又无容地，接连内室、厨灶、衙署之地，则不可藏书”，“而卑湿之地不可待言矣”[4]，明确指明了藏书建筑选址的禁忌。叶德辉的《藏书十约》则指出“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5]。总体而言，从防潮、防火、防尘等角度考虑，古代藏书建筑大多选择地势高且周围有水域围绕但又比较干燥的地方，建筑多为宽敞的高楼，周围有高墙且要远离日常居所。
古代藏书建筑的材料主要有石质、砖瓦、琉璃和木质几种。不透气的石质材料一般作为围墙的基础，具有防火防潮防盗和一定的封存作用。砖瓦材料一般用来铺地或者包镶屋室墙裙，可以防止水气滞留、阻隔地下潮气。琉璃材料多用于附属建筑，用来加固和保护房顶的木构件，以抵抗风吹日晒的侵蚀。木质材料常用于藏书建筑的主体结构，因其容重小且抗弯抗拉的强度较高，因而以木质材料构建的梁架木结构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这种构造有一定的伸缩弹性而且有抗冲击性，但因其易燃、易腐蚀、易虫蛀等特性，也给古代藏书埋下了隐患。
古代藏书建筑的样式主要有石室和藏书阁两种。书籍在其出现早期数量非常有限，藏书主要是依靠山林之地或者石洞石仓。从汉代开始，朝廷出面建立了宫廷藏书阁，从而开创了政府藏书建筑的先河。石室是一种人工建造的石结构藏书室，不仅通风除湿，而且防火防盗。石室藏书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直到清代依然沿袭。《藏书纪要·收藏》记载：“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 东汉曹曾的“曹氏书仓” 和敦煌石室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汉代还有最高规格的“金匮石室”，主要用于收藏珍贵的皇家文书。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解释道：“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即使用金属的柜子和石室来藏书。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43年）的明清帝王的档案库——皇史宬就是直接继承汉代的“金匮石室”的典型建筑代表[6]。随着木质建筑的盛行，木楼藏书的传统开始兴盛起来，藏书阁逐渐取代石室，成为藏书建筑的主要样式。藏书阁的样式美观别致，而且其间架结构宽敞通风，防潮防晒效果显著，因而广受古代藏书家的青睐，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就是木楼藏书的典范。
（二）古代防蛀加工纸
从文献制作材料而言，早在简帛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杀青、涂液、赘简等方法来帮助古籍避蠹防蛀。杀青是把新竹中的汁液放在火上烤干，《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风俗通》：“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涂液则是在竹木简上涂上一种特殊的液体，武威汉简（木简）、尹湾汉简（木简）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中发现的特殊胶质液体都是涂液的结果。赘简就是在正文前附加一两枚空白简以保护正文。到了纸质文献时代，古人使用的都是用麻、藤、竹、稻草、树皮等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这种植物纤维纸有很长的寿命，可以保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当纸用于书写后不久，人们更是使用黄纸、椒纸和万年红纸等各种防蛀加工纸来保护典籍。
黄纸是通过“染潢”将纸张染成黄颜色而得到的，“染潢”也称“入潢”。关于黄纸的可靠资料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孟康注释《汉书》卷六十七：“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之黄纸也”。另外，《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伪事》记载，公元404年，桓玄曾下诏：“进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中指出：“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染潢”主要是用黄檗汁将纸染色，东晋葛洪的著作《抱朴子》中就提到过黄檗染纸。关于“染潢”的技艺，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十三》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之，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可见，北魏时期染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到了唐代以后黄檗汁染纸避蠹的方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普遍了。硬黄更是唐代黄纸中的精品，防蠹、防潮、防朽效果显著，当时多用硬黄纸写经，如敦煌经卷，故能保持千余年依然完好。除了“染潢”的方法，《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雌黄治书法”，即将雌黄研磨成汁液涂于纸上，具体方法是：“先于青硬石上，水磨雌黄，令熟曝干，更于磁碗中研，令极熟，乃融胶清，和于铁杆臼中，熟捣丸如墨丸，阴干，以水研而治书，永不剥落 ……。凡雌黄治书，待潢讫治者佳，先治入潢则动。”雌黄治书的防蛀性能更优于黄檗治书，但因其材料贵重且工序复杂，因而在古代不如黄檗普及。唐代后期人们也用马兰、木兰、兰草、槐兰等植物的茎叶制成浆状来染纸，这样得到的纸就是“碧纸”。碧纸的防虫效果也很好，我国现存的十世纪中叶的写本《法华经》使用的就是碧纸。
古人还用花椒、胡椒、老椒等溶液将纸张染渍制作“椒纸”。椒纸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的福建建阳一带。清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六》记载：“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据叶德辉描述，椒纸“若古金粟笺，但较笺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关于椒纸的避蠹效果，叶德辉更是多次使用“无一蠹伤虫蛀之处”、“椒味数百年而不散”、“历久如新”等语句进行描述，可见其对椒纸防蛀效果的激赏。由于浸染椒纸的各种椒类含有具备防虫杀虫效果的化学成分，因而椒纸避蠹性能良好，现存南宋刻本《名公僧修标注南史详节》一书即用椒纸印成，至今保存完好，没有虫蠹损害的迹象。但由于制作工艺繁复，椒纸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在当时主要是为皇家藏书所定制。
万年红纸即铅丹防蠹纸，是把铅丹研细，加入少量添加剂，刷在毛边纸或连史纸上晾干而成，因其颜色呈橘红色且性能稳定而得名。万年红纸最早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广东南海（今佛山）一带，应当地潮湿、蠹鱼易生的情状而出现。铅丹的主要成分有剧毒而且性能稳定，万年红纸用作前后内封页或衬纸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避蠹防蛀效果，而且颜色和功用都历久而不衰。
（三）造墨精良
我国古代印书用的是特产的石墨和矿物颜料，字迹鲜明而且不易褪色、脱落，能够长期保存。早在公元前2700年，我国就出现了墨，先秦时期就有人用墨书写。魏晋以后，制墨水平大大提高。曹植《乐府诗》写道：“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判。”表明当时就流行用松烟制墨，所制成的墨质量优良。到了唐代，徽墨已经驰名于世界。徽墨产生于徽州一带，不仅具有“色泽墨润、香味沉郁、纸笔不服、入纸不晕”等突出特点，而且具有“薄纸如漆、万载存真”的效果。 制墨原料的主要成分是碳黑，耐磨而不易扩散，字迹牢固，色泽如漆。为了防蠹防腐，古人还会在墨中加入麝香、冰片和龙脑等原料。唐代徐坚的《初学记》卷二十一录南朝梁韦仲《将墨方》曰：“合墨法，以真朱一两，麝香半两。”元代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提出在松烟中掺沉香、龙脑、麝香等。清陶涉园《涉园墨萃》“墨地编”仍然强调制墨时加人珍珠和麝香。
（四）施放药物
十六世纪中期以后，防蠹防潮的植物、矿物和其他药品开始广泛运用于文献保护过程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藏书处施放药物，二是制作药物浆糊。
在藏书处施放药物就是直接将植物、矿物性或动物性药物放置于藏书处，以驱逐虫鼠。历史记载使用较多的防虫药物主要有香草、麝香、樟脑、烟叶、桔皮、檀香和雄黄等。早在三国时鱼豢的《典略》就记载：“芸香避纸鱼蠹，故藏书台亦称芸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辩证一》也提到：“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明清时期，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也采用芸香防蛀。用芸香防蛀还会有一股香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香”。此外，《藏书纪要》记载“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柜内置春画辟蠹石，可辟蠹鱼。”另外如《藏书十约》也说道：“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避虫蚁。厨内多放香烈杀虫之药品。古人以芸草，今则药草多矣。肉桂、香油或嫌太贵，西洋药水药粉，品多价廉，大可随时收用。”可见人们早就学会充分使用物美价廉的药物来防蠹鱼、鼠耗和白蚁等以保护书籍。另外，人们还会使用烟草叶浸纸，放置樟脑、麝香，并收集芸草、烟草、兰花、荷叶等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叶片夹在书页中，来帮助书籍放虫防潮。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就提到“王文献公家以皂荚末置书叶间”。
在纸质文献时代，浆糊主要用于粘接书叶、裱补图书。由于浆糊中含有淀粉故极易招惹虫蚁和鼠害及霉烂，药物浆糊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重大难题。药物浆糊就是在面粉中加入椒汁、藜芦、藿香和楮树叶等天然药物，使之具有防蠹作用。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凡煮糊，必去筋。稀缓得所，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研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可见早在唐代人们就开始注意到在浆糊的防蠹问题。关于药物浆糊的制作方法，现存配方见于元代。据王士元等人编写的《秘书监志·秘书库》中记载：“黄蜡一钱，明胶一钱，白矾一钱，白芨一钱，藜芦一钱，皂角一钱，茅香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另外，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制糊》、高谦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清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和孙从添的《藏书纪要·装订》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五）文献管理和修复
古人在保存文献的过程中，还实施了严密的管理措施，采取曝晒和包装封套等科学方法来保护图书。
古人在藏书的摆放方面很有讲究，通常将图书存放在通风干燥、没有阳光直射且温湿度都适宜之处，而且文献安置得法。具体说来，书籍大多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并编有书目提要以方便查阅。书箱排列疏朗，书籍摆放密度适中，而且定期检点。古人在藏书方面早就形成严格的制度，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内史杂》规定不准将火带入藏书的“书府”，且书府周围不得有居舍。天一阁关于文献收藏的严厉规定更说明了古代藏书家面对藏品时的小心翼翼。文献收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就是防火制度，早在宋代就在文献收藏机构中设有专门的潜火司作为防火机构并配备防火器材。明代的玄武湖黄册档案库的防火制度则更为严格。
“曝书”也是古代的藏书制度之一，晾晒并翻检是文献防尘防蠹的有效方法。从文献记载上看，曝书可以上溯到西周。《穆天子传》曰：“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晋书》卷三十一也记载了司马懿晒书的经历。到了南北朝时，古人曝书已相当有经验。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写道：“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详细说明了文献产生蠹虫的原因、晾晒的必要性、晾晒的时间、地点和晾晒后收藏的注意事项。唐宋之际公私藏书晾晒活动已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严密的制度。据《宋史·职官四》记载，宋代的集贤院、史馆、昭文馆和秘阁等机构在每年的仲夏时节都会将文献晾晒一次，各级在京官员都要参加，称为“曝书会”，这一制度在后世也有沿袭。梁鼎芬《书藏四约》中对于曝书更是有着详细规定，即“每楼一层，置长木桌四张，为检书晒书之用”，“每年按季晒书一次” （即2、5、8、11月从22日晾晒至25日），“晒书要择晴日无风，要按次布晒，收时勿乱，要两面翻晒，晒凉透后，方可收回”。其实曝书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有许多的讲究，必须考虑季节及南北气候的差异，因时因地而变通。
为避免书籍在收藏、翻阅的过程中遭到损毁，古人还制作书皮、缥囊、函套、夹板、书箱和书架来保护书籍。先秦文献中就有“书箧”（“笥”、“笈”）的记载，是暂时存放简帛文献的器具。书皮又名书衣，可以有效保护图书，《藏书纪要·装订》就有关于书皮的详细阐述。书套又称函套、函盒，就是用布套、锦套和木盒等将书包装起来，有利于防尘防潮并长期保持平整。木盒比函套更加讲究，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记载：“里阳冰云：纸常阅，宜深藏箧笥，勿令风日所侵。”这里提到的“箧笥”就是木盒。古人制作书盒时选料极为讲究，最好是使用楠木和樟木。书套、木盒等的制作也有着地域的差异，叶德辉的《藏书十约·装潢篇》就说道：“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虫，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余北来之书，悉受其害。又北方多用纸糊布匣，南方则易含潮；用夹板夹之最妥。”可见南北收藏家会根据地域的差异选取合适的藏书方法。
对于破损的文献，古人也尝试着进行修补。史书记载，晋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北齐颜之推认为，“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明朝周嘉胄提出了文献修补的基本观念，即“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可见修补文献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否则宁可让文献保持原样。《余嘉锡论学杂著》中说：“是则补书之法，由来久矣。唐人写经中间有挖补处，粘贴极平，非细察之不能见。古人为此自有法。”《齐民要术》则要求修补用纸要和原文献匹配，并认为文献修补的最好效果是修补后和原书“微相人，殆无际会，目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关于文献修复的技法，周嘉胄说：“余装卷以金粟笺用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孙庆增和叶德辉都对文献修补的观念和方法作了细致的研究。明代中期后，出现了不少文献修补方面的能工巧匠。
四、总结
古人煞费苦心地采取种种措施对古籍妥加收藏保管，他们在文献收藏和保护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而且有很多都已形成书面的总结，对于我们今天的图书保护工作来说也有重要的学习、研究和借鉴意义。